近读《文友》总98期《余秋雨回答》文，余先生答作者问中，关于对钱钟书先生不愿抛头露面、标榜吹捧自己的精神，余先生不以为然的态度，颇让我大吃一惊！
稍有知识的人，都应该知道钱先生的为人，知道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。同样，余先生也是一位学者。学者若想作出真学问来，应该是要能耐得住寂寞和淡泊人生的，钱先生可谓这方面的典范———文化、学术界皆知。而眼前这位学者对此“不以为然”，且用了十分尖酸、刻薄的话语去嘲讽钱先生———请看余先生在《余秋雨回答》文中，针对钱钟书先生淡泊名利、谢绝传媒宣传所发的议论：“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，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？鲁迅当年写小说、白话文上《晨报》副刊。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、小庭院里孤芳自赏，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、充当文化贵族？我的体验、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，上电视其实是在走向通俗，走向大众。在这点上我不赞同钱钟书的观点。”
这里遭到余先生“为什么要在象牙塔、小庭院里孤芳自赏，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、充当文化贵族”批评的对象，当然指的是钱钟书先生。余先生用这般冷酷的言词挖苦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，其目的何在呢？我终于悟出来一点，即余先生原本是极想出名，极喜欢热闹、上电视报刊风光的。但余先生毕竟也算是个“学者”，自然不好意思玩得太粗俗，只好以批评钱先生，来为自己的世俗习气找个托词罢了。这里可以用一句十分通俗、话糟理不糟的话来比喻———但想一想，还是不要那么刻薄。比喻也许尖锐、过激了，但从这里，我们可看到余先生多少是有些虚伪的，至少是个嫌疑人。
人心浮躁何以至此？浮躁的人大抵上总是比屁股整天坐冷板凳的学人们的生活浪漫、风光得多。常言道：人往高处走，水朝低处流。谁人不希望生活很浪漫、风光呢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能够理解余先生。但浪漫风光者没必要对书生学士那么“不赞同”，并且溢于言表。余先生尽可以“通俗”、“大众”，尽可以做文化平民，但不必伤及“贵族”，或者说用批评“贵族”给自己找个台阶。（刘 策）
